说到写旧诗，不得不提到闻一多先生，他不写旧诗，但是新诗写得很好。比如“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漪沦”(《死水》)就写得很好。闻先生不写旧体诗，他小时候好像遇到过什么事情，使他非常反感写旧体诗。余冠英、钱钟书、吴世昌这些老先生的旧体诗都是写得非常好的。朱先生也会写旧诗，写得也很好，他毕竟是文人出身。余先生有一首诗发表在《文史知识》上，是他亲笔书写的，虽然不是书法家，但是他的字写得很漂亮，诗云：“文史多佳境，诸公乐导游。方塘长作鉴，活水是源头。”这首诗跟余先生的性格一样简单、不拗口，写得很好。有人说，余先生不仅诗写得很好，骈文也写得不错。

写诗对年轻人来说有难度，但不是说不能学会，年轻人头脑灵活，学习力强，很快可以学会，如果有人指点会更好。

说到这里，不得不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当时和我一起读书的同学们相继作古，这个我确实没有想到，真是太遗憾了。周发祥，不到七十就去世了；钱竞，在去世前还写了一部文笔潇洒的美学论著；刘扬忠，我称他为“贵州才子”，因为他很有才气；胡小伟，给我的印象很深，报到的时候我发现他既能讲地道的四川话又能说标准的普通话，让我很惊讶。后来才知道，他是干部子弟，很小就到过成都、北京。可惜前几年他半夜发病，突然去世，非常意外。我们那一代人，很多人要解决生活、家庭各种问题，到了暑假、寒假都想着给家里捎点什么东西，和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我年龄算是比较大的，毕业压力也很大，但还是比较顺利地毕业了。现在很多年轻的同学，优点是思维敏捷、精力充沛，有很多新的观点，这是我们不能比的。

我毕业之后，分到了所里。当时和现在一样压力很大，需要写一本书，我就把自己的毕业论文和在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有分量的小文章合编成了《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这本书，请余冠英先生题字，褚斌杰先生写序。关于写书和写文章，我们那个年代也有不小的压力。刘世德先生曾对我说，现在的研究生喜欢写书，言外之意就是应该先把论文写好，再写书。

工作期间，我的前妻得了癌症，孩子也得重病退学在家，他们都需要我倾力照顾。研究生院同学胡明听到我的情况后，有一次对来北京见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说，李少雍没死简直是个奇迹。其实当时我身体状况也不好，但是我说怎么办呢，我得写点东西。所以只能趁前妻和孩子睡觉之后，才开始看书写作。当时写了两篇关于《诗经》的文章，第一篇是《经学家对“怪”的态度——〈诗经〉神话脞议》，对于玄鸟降而生商、周朝祖先无父而生以及后稷初生为何被遗弃等问题，经学家形成了否认感生的宗毛派和承认感生的宗郑派两派意见，我对这两派意见进行了梳理，最后我认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子不语怪”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都难以摆脱谈“怪”色变的心态。他们一面旁搜远绍，寻找古籍里种种怪异记载作为《诗经》记怪的旁证；另一方面，又把“怪”(神话)归结为“气化”。虽然不能完全解释神祇的本质，但他们承认了神话的客观存在。曹道衡老师看过这篇文章后，谬赞我经学底子深厚，说明曹先生还是很认可我的学术功底的。第二篇是《后稷神话探源》。《诗经·大雅·生民》可以看做是一篇浓缩的后稷史诗，当然也有其他诗如《大雅·云汉》《周颂·思文》等提到后稷。后稷既可以作为谷物神，又可以作为始祖神，这篇文章解释了后稷形象的复杂性，考证了从拜物“稷”到周始祖“后稷”所经过的漫长而多阶段的演变过程。如果对《诗经》不熟悉，可能看不懂。这两篇文章写好之后，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相较而言，我更喜欢《文学遗产》那篇。因为这两篇文章涉及到神话学，所以当时神话学的有关学者也曾注意到这篇文章。还有一篇我比较满意的文章是《刘知几与古文运动》。提到古文运动，大家自然说到韩愈、柳宗元，但我认为，刘知几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也值得探讨。刘知几很有才气，他虽然批判骈文，但他写的《史通》几乎都是骈文。基于这一点，我就开始考虑刘知几和古文运动的关系，最后写成了这篇文章。虽然我很喜欢，但是大家好像没什么反应。在此期间，不断有人问我，你家里这么困难，你是怎么写出来这些文章的？我说没办法，过几年也许更写不出来。

除写文章之外，我还编校了《衍波词》和《梅村词》。当时因为得到了夏承焘先生及其夫人吴无闻先生的指导，这两本书的编校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夏承焘先生学问功底很扎实，他整理了清朝一百个词人的集子，合称《天风阁丛书》，这套书主要介绍了各个词人集子的内容、版本、校正等方面的信息。这个工作必须把各种版本都找出来，比较哪个版本更好。受夏老师影响，我也专门去学习版本学的知识，学完后运用到实际编校工作中。吴无闻先生也很有学问，“文革”中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京华何处大观园》的文章，文笔很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当然，编校《衍波词》《梅村词》也得到了相应的稿费，我现在住的这间屋子里的家具全是稿费买的。当然，豪宅主人可能会认为我这里是贫民窟，但是，我们读书人不在乎这些。后来前妻和孩子病情都加重，照顾他们的闲暇时间，我又编选了《先秦六子散文选》，我的名字虽然排第三，但编选撰稿其实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徐公持也知道是我写的。曹道衡先生看完之后也认为我写得比较好，未作任何改动，这说明曹先生信任我。

文章来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thsfxyxb.cn/qikandaodu/2020/1016/4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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