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碑文中出现的‘天道自承’一词，是宣扬‘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中国道教的惯用语。一般认为，道教在高句丽出现于宝藏王时期，而并非出现于好太王—长寿王时期。如果此观点不误，那么6-7世纪使用的词汇显然不会出现在5世纪”。这种说法恰恰出于对碑文很大的误解，过于简单，也不准确。其一，此句的断句是错误的，原文“□□□□世必授天道自承元王”，应该断为“□□□□世，必授天道，自承元王”。“□□□□世”可能是“唯太王之世”，是说好太王之世，得到了上天赋予的统治之道，继承了上祖先王的统治。其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天道”并非道家专用词语。先秦诸子及其文献中都用过“道”或“天道”之类的词语。所谓的“天道”，是古代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当中对自然运动和天象变化的一种朴素认识，也可以理解为天或自然的运动规律。老子《道德经》、孔子《论语》、《尚书》、《左传》等典籍中都有“道”或“天道”的词语，并非都是道家之语。其三，高句丽人使用汉字，学习五经四书，熟悉古代文法。高句丽王治理国家从一开始就遵循着这种天道的思想，以使国运长治久安。好太王碑就有“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十分明显，高句丽诸王“以道兴治”的原则，从前三王就已经确立，集安高句丽碑“必授天道”和 “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是一脉相承的，用道家传入高句丽的时间来否定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不仅是对古代天道思想的误解，更是对好太王碑的无知。

现在，特别是集安高句丽碑公开展出后，国内外学者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了。不仅我国召开了集安高句丽碑的学术讨论会，韩国、日本学术界也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国外少数人否认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的鼓噪已无人相信了。

祝立业：海内外过去和现在的高句丽研究状况您也都很熟悉，您怎样看待我国当下的高句丽研究？您认为我们相比其他国家，优势在什么方面？存在哪些不足？未来应在哪些方面加强？

耿铁华：当下，我国的高句丽研究基本上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状况大体相当。

文革前，我国的高句丽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物博物馆学界，学术成果主要是高句丽文物遗迹的调查、保护和考古发掘方面，数量也不是很多。主要代表人物有吉林省博物馆的王承礼、李殿福、方起东和辽宁省博物馆的陈大伟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年以来，高句丽历史和考古研究全面展开。研究内容和方向更加开阔，研究人员从文博系统拓展到大专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如果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研究状况分为三个阶段的话，前一阶段和后一阶段的情况很相似。中间阶段表现得更热些，主要特点是一些从来没搞过高句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人物热心地加入，带来一些非学术的论述和研究方法，甚至出现一些否认前人历史与考古研究成果的错误看法和意见。目前的高句丽研究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状态，首先是那些争项目、争经费、没有研究高句丽经历和兴趣的人自动退出了研究舞台，还有些为了职称和名利的人也逐渐淡出了研究领域。其次，高句丽研究的队伍又恢复了原来状态，即是说只剩下那些一直坚持高句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人。不管是冷也好，热也好，有人重视也好，无人重视也好，他们的专业就是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照样在翻译他们的资料，写他们的论文。这一点只要翻一下每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就一目了然了。

事实上，我国的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具有很大的优势。高句丽民族起源于我国东北，尽管国内外学者还存在着分歧意见，但是高句丽起源的部族都生活在东北或环渤海地区，高句丽建国后的都城都在汉武帝所设的四郡之内，特别是前两个都城纥升骨城(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城附近)、国内城(在今吉林省集安市区)。高句丽起源的历史，建国的历史，绝大部分发生在我国的东北，这里保存着大量的高句丽文物遗迹，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特别是著名的好太王碑，以其不朽的长文保留下高句丽起源建国的历史、高句丽的王系、好太王的统治、王陵守墓制度等。不久前出土的集安麻线高句丽碑，也是价值非常。国外许多学者都到这里来考察高句丽文物，我们具有开展研究的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另一方面，高句丽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写成的，出土的碑碣石刻上的文字、墨书墓志、壁画题记、文字瓦当、文字砖上的文字都是汉字。古代文献，中国正史的《高句丽传》不消说了，就是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通鉴》等也都是用汉字写成而留传下来的。中国学者的语言文字的优势是外国学者难以相比的。

文章来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thsfxyxb.cn/qikandaodu/2021/0223/5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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