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好太王碑研究热潮的另一方面特点是中外学者加强了对好太王碑拓本的研究。台湾学者高明士对台湾所藏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进行研究，其中对傅斯年的两种藏本、“中央图书馆”的两种藏本以及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先生收藏的好太王碑拓本进行著录和研究。中国内地学者徐建新对北京图书馆藏本、北京大学收藏的四种好太王碑拓本以及王少箴等私家藏本进行著录、考证和研究。内地学者朴真奭先生出版了《好太王碑拓本研究》一书，收录了北京图书馆藏好太王碑拓本、王少箴藏好太王碑拓本、《书通》创刊号收录《广开土境好太王陵碑》拓本、吴椒甫藏好太王碑拓本。日本学者武田幸男编著了《广开土王碑原石拓本集成》，其中收录了傅斯年藏好太王碑甲、乙本，水谷悌二郎藏本，金子鸥亭藏本，酒匂景信墨水廓填本。这些拓本的著录和新发现对于好太王碑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祝立业：2012年出土的集安高句丽碑，甫一面世，便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林沄先生、徐建新先生、魏存成先生、张福有等先生包括您也都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发表。请问您怎样看待集安高句丽碑对未来高句丽研究的意义？您认为未来加强此碑的研究，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耿铁华：2012年7月29日，集安麻线乡麻线村五组村民马绍彬在麻线河西岸发现一块石碑，上报文物部门。经有关专家学者考察研究，认定是高句丽时期的墓碑。经过多次调查，弄清了石碑出土地的自然环境、文物分布、石材所出之地。对碑石进行保护处理之后，捶拓出较精准的拓片，根据碑石和拓片，辨识出绝大部分文字，基本弄清了碑文的内容。结合好太王碑和相关历史文献，对碑文所涉及的高句丽历史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2013年1月4日《中国文物报》第2版发表了署名 “集文”的文章：《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这是集安市博物馆首次向外界公布新出土高句丽碑的信息。文章介绍了石碑出土的地理位置、自然状况、碑文考释、与好太王碑比较、年代推测和重要价值，附有集安高句丽碑出土位置图和拓片。此后不久集安市博物馆的《集安高句丽碑》一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包括前言、集安高

句丽碑出土纪、集安高句丽碑调查、集安高句丽碑释文、集安高句丽碑文书体比较、集安高句丽碑研究、集安高句丽碑的价值、集安高句丽碑技术保护报告、集安高句丽碑日志、附录和后记等，书中公布集安高句丽碑文已识读文字156个。《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5期，《东北史地》2013年第3期先后发表了林沄、徐建新、魏存成、张福有、孙仁杰和我的文章。其中，集安博物馆的 《集安高句丽碑调查报告》，我和董峰的《新发现的集安高句丽碑初步研究》两篇文章，被《新华文摘》2013年第14期转载，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重要反响。

1877年(清光绪三年)好太王碑被桓仁县书启关月山发现，引发了好太王碑与高句丽历史研究的热潮，135年之后，集安又发现了一通镌刻文字的高句丽碑，其对于高句丽考古和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高句丽碑的出土增加了新的文字资料，补充了历史文献的不足。目前出土的高句丽文字资料不是很多，包括碑碣石刻、墨书墓志、砖瓦模印刻划文字等，这些文字内容非常珍贵，尽管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磨蚀、漫漶，识读较为困难，但已经识读的文字为高句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新发现的集安高句丽碑正面阴刻碑文，汉字隶书，共10行，每行22字，原有文字220字，现已辨识156字。背面仅有一行文字，已模糊不清。这些文字涉及到高句丽历史、文化、丧葬、祭祀的诸多方面，与好太王碑和有关文献相互印证，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和认识，对于高句丽史的研究会起到和好的推动作用。

其次，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对于集安乃至东北亚高句丽考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好太王碑的发现，对于高句丽王陵的研究，对于好太王陵的认定具有重要价值，那么，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对于高句丽王陵的进一步推断起到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集安高句丽碑附近还有几座高句丽王陵，距离最近的是千秋墓，在碑的东南458米，JMM2100在碑东北659米，JMM626在碑西北861米，西大墓在碑西1149米。集安高句丽碑处在四座王陵之间，根据相互距离与附近的文物遗迹分布，集安高句丽碑应该是千秋墓的墓碑，碑石所立之处是守墓烟户聚居之地。

文章来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thsfxyxb.cn/qikandaodu/2021/0223/5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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