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主要人事不虚，众多次要人事无假，就是过场人和事也能在史料中找到根据；至于其间的河湟之战、女遮谷之役、永乐城之殇，都有据可查。《千》主要人物不只是王安石，还有司马光、苏轼。说来有趣的是，这三人都一心报效朝廷，想为民办好事，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但在新法中却成了冰炭不相容的陌路人。王安石与司马光曾是仁宗朝“嘉祐四友”中的挚友，暇日多会于僧坊，谈宴终日。然而，对信奉孔孟不言利的司马光来说，王安石的用钱撬动生产、富国强兵的新法，不啻是洪水猛兽。因之，司马光憎恶新法，与王安石成了死对头，终生未解。

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本都相互敬佩，在官场上很是左右逢源，但他却在王安石新法当红时反对新法，惹得王安石不高兴；后又在司马光恢复旧法时大唱反调，弄得司马光大为光火。左右的人都被他得罪了，苏轼的官总是当不上去。此外，王安石性子拗，苏轼，司马光同样拗。王安石拗得刚正，苏轼拗得一派天真，司马光则拗得有点叫人可怖。

三个拗人，就这么在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因一场经济变革拗在一起，演绎了一场说不清、理还乱的千古绝唱故事。三人都千古风流，却又都饱受争议，个中意蕴耐人揣摩、细品。

《千》要讲好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的故事，有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他们各自在学术与文学上的建树和活动。说来饶有趣味的是，他们的学术、文学活动在诸多方面与王安石变革有着千丝万缕的、割舍不掉的联系，且都水乳交融在他们的思想、行为、情感、性格之中。较之王安石和苏轼，司马光在诗文方面略逊一筹，但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却又是王安石、苏轼比不上的。

司马光在朝政上那句“治国就是治吏”，可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至今仍是治国的金玉良言。当司马光拿这点来反对王安石变革时，不无道理；但可惜的是，司马光在天子赵顼驾崩后回到朝廷任宰相时，竟不顾一切地下令五日内尽废新法—如此懂得治国的司马光却对变法如临大敌，令人深思。

王安石的诗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如《答司马谏议书》不足三百字，就把司马光这个老夫子给王安石的三封动辄千言的信上强加在王安石身上的四大罪状全推倒了。一条罪状，一句话批驳。理足气盛，却不盛气凌人；劲悍廉利，却言之成理；丝丝入扣，而又针针见血；文字不多，却束千百言转于数行之中，堪称古文之精品，读来令人拍案叫绝。

一首流传千古的七绝《泊船瓜洲》是王安石心情的写照—诗人写作此诗时，已是55岁的老人了。几年来，围绕着新法旧法，朝廷上无休止地争论和攻讦，致使新法的推行十分艰难。因而本来就有些消极思想的王安石，在经历了两次因推行新法而罢相的坎坷遭遇之后，心力交瘁，对从政产生了强烈的厌倦感。“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两句泄漏了他此时心境并不好。瓜洲离京都开封还远着，王安石已想何时再回钟山来。

苏轼最好的诗文都是在黄州落难时写的。一首《定风波》，写尽落难中的苏轼在烟雨中的神情心态，活现出一个在灾难舛途中依然如此豁达、天真、自得、悠然的大才子的胸襟。在堪称中国词坛第一词、苏轼也最为得意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明写周瑜，暗比自己。在落难中虽然悟出了新法之妙、但还是犯官的苏轼却想在新法上建功立业，有番大作为，岂不是自作多情、自寻烦恼？苏轼是知道自己在自作多情，但在官场永远长不大的大才子却又不可能不自作多情，于是只能在叹息中寄情江月。自作多情害苦了苏轼，却也成就了苏轼，要不然古往今来就没有这么多人喜欢他。至于苏轼的庐山诗《题西林壁》更是他在黄州落难中涅槃后对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彻悟：世人只有跳出三生界，不陷在世事中，才能把“庐山真面目”看个清楚明白。

《千》表现的是一个复杂的审美世界。要讲述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红牙拍板杨柳岸”的方式显然承载不了这样的任务，唯有“关西大汉唱江东”，才能把王安石倡导的千古未有的推行新法及其所孕含的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容量淋漓尽致表现出来。

在叙事品貌上，我力求选择壮阔、苍莽和雄奇。同时，《千》也兼顾了诸多生活细节和微情妙绪的描述，希望像《清明上河图》般全景描绘北宋熙元年间的社会习俗、世风世情。

其次，在《千》的创作中，我尽量把人物表现得鲜活。书中出现的人物上百个，他们的形貌、性情我尽力刻画。诸如衙役、农夫、太监、宫女、贩夫等小人物，我也毫不歧视，未敢怠慢，务求寥寥数语，让他们活起来。

文章来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thsfxyxb.cn/qikandaodu/2020/1016/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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